资料图:村民挥舞长龙与狮头。 杨华峰 摄
一、春节有何寓意?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俗话说,“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它反映了自然时空的新旧交换。
因此,作为“年”的一种称谓,春节在各种祭祀仪式与欢庆活动中,就具有了除旧布新、祈福纳祥、感念先恩、阖家团圆的美好寓意。
从本质上讲,“过年”也可以视为一个时段。在古代,并无“春节”一词,而“正月初一”常谓元朔、元日、新元、元旦、正日、元辰或新正等。
孟令法说,直至民国,“正月初一”被定名为“春节”,并沿用至今。
二、春节为啥又叫新正?
在春节的各种名字中,“新正”自隋唐以来就得到普遍使用,如孟浩然《岁除夜会乐成张少府宅》诗曰:“旧曲梅花唱,新正柏酒樽。”
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元夕》中写道:“一入新正,灯火日盛。”明清时代“新正”这一名称也得到延续,荻岸山人在《平山冷燕》中写道:“因岁暮就在家过了年,新正方起身上任。”
“正日”这一称谓或在汉代即已出现,唐徐坚《初学记》卷四引汉崔寔《四民月令》说:“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新正也好,正日也罢,这些称谓都体现了古人对新年第一天的认识。
从本质上说,这些词汇都带有一定的美好寓意。无论使用哪一词汇指称“正月初一”,其中的“新”“正”“元”等词汇所体现的“一元复始”等理念,都彰显了人们对一年之始的时间定位,也是对万象更新的体认。
三、如何以岁首定年节?
春节能够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这也与历法的选择有关。
资料图:北京一家“藏在”四合院里的小咖啡店挂起红灯笼,营造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新年氛围,吸引市民前往“打卡”。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孟令法介绍,中国观象授时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历朝历代仍有差别,这对以岁首定年节的传统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远古时期,人们以北斗七星为基准,确定了“斗柄回寅”为春正,“建正寅月”之立春为岁首,这恰是干支纪元法,或称星辰历。
简单来看,夏历正月在孟春,商历正月在冬十二月,周历正月在冬十一月。秦统一六国后,用秦历(颛顼历),正月定在冬十月。
汉初时,沿用秦历。至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邓平等人在吸收干支历(节气成分)的同时,制“太初历”,恢复夏历春季一月一日为岁首。此即为今之春节奠定了时间基础,而四川阆中人落下闳则成为当代学者所认定的“春节第一人”,被奉为“年爷爷”。
四、“年”为何被引申为岁名?
如今,人们提起春节,总会说“过年了”。孟令法解释,“年”属于“禾”部字,许慎《说文解字》将“年”写作“秊”,从禾千声,意为“谷孰也”。
《谷梁传•桓公三年》记载,“五谷皆熟为有年也”。基于此,“年”有了“年成”之义,即“一年的收成”。基于这一本义,“年”逐渐往表示时间的意义上引申,如此便出现了“年节”“年纪”“周年”“年代”等概念。
“过年”的“年”亦是如此。正所谓“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循环往复,人们把“过年”视为庆贺丰收的节日其实不难理解。
此外,“民以食为天”,“社”“稷”对人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在春节这样一个重要时段,张贴蕴含“丰收”之意的春联,举行“社火”“社戏”表演,祝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信俗活动。
资料图:图为社火团进行精彩表演。 马铭言 摄五、除夕与春节有哪些关系?
从时间上看,除夕与春节相连,但有其起源,即“逐疫驱鬼”。汉画像石既有“傩戏图”,而宋佚名绘“大傩图”即是证明。
孟令法解释,“除”本义为“交易”“去除”,“夕”有“夜晚”之意,而此日一般在腊月三十,俗称“年三十”。是夜人们“通宵不眠”,俗谓“守岁”。
故从其本义出发,其意可为在一年的最后一晚“弃旧迎新”“驱邪避秽”。因此,春节和除夕既有相通之处,亦有一定区别,而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还可包含后者——民间俗谓“过了腊八就是年”,而“年”在现当代社会即被称为“春节”。
此外,人们针对不同亲属关系,自初一开始便分不同时段前往亲戚家拜年,比如有些地方初二“回娘家”,初三“姑舅姨”。
六、除夕最早何时出现?
中国民间常将除夕称为“大年三十”,是日为“大除”,是夜,则称“大年夜”。在部分地区,还将除夕前一日称“小年夜”。
资料图:随着社会发展,年夜饭越来越丰盛。梁犇 摄从典籍角度看,“除夕”的出现或比春节晚很多。现存文献最早提及“除夕”的是西晋周处所撰《风土记》,“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除夕大部分情况下是在腊月三十,但也有腊月二十九。孟令法说,中国传统历法总体是阴阳合历,既考虑太阳运行,也考虑月亮运行,同时观照北斗七星、二十八宿等,但为了弥合日月星的运行时间差,便制定了平年和闰年。
所以,农历年最后一月既有三十天,也有二十九天,但以三十天为多。
七、因何要守岁?
“守岁”又称守岁火、照岁等,简单来说,就是在吃过年夜饭后,全家人在灯火通明中由“除夕”跨入正月初一,直至天亮。
孟令法认为,之所以有此风俗,原因之一可能是“守岁”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以及人们对它的合理解释。人们采取“熬夜”行为,以化解想象中“年兽”等带来的生存危机。
换言之,人们希望在两个时段的跨越中构建一种无形力量,以把一切邪瘟病疫驱走,从而实现对家庭或集体成员的有效保护。
总之,除夕“守岁”的风俗主要源自人们对新旧交替的一种象征性表达,体现了人们对自然时序循环往复变化的感性认知以及处理方式,并逐渐走向了全民娱乐。
资料图:图为东城区前门步行街北口的景观小品“四方平安”。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八、春节主要习俗有哪些?
春节期间的节庆习俗丰富多样,如吃饺子、放烟火、压岁钱、逛庙会等等。
吃过年夜饭,也接回了灶王爷,等到正月初一,大家照例走亲访友,依次“拜年”。人们穿起喜欢的新衣,准备好茶点糖果,热情招待客人。
在旧日民俗中,从初一到初七,每天做什么都有讲究,颇具仪式感。
九、为何要吃“五辛盘”?
有趣的是,有些地方过年时要吃“五辛盘”,是由生韭、生葱、兴蕖、薤以及蓼蒿五种植物组成的凉拌菜,有些也用葱、蒜苗、姜、椒和芥。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过年食春饼、萝卜与五辛春盘”。由此可见,“五辛盘”曾广泛流布于楚地。
“五辛盘”基本均以性味属“辛”的菜为主,取其谐音为“新”,寓意新一年的开始。此外,吃“五辛盘”还有祛邪除病之义,祈求“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十、辞旧迎新是春节核心议题?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孟令法说,“辞旧迎新”的确是春节的核心议题,可以说,大部分春节活动都与此密不可分。
贴春联、门神等,普遍出现于除夕日(晌午);正月初一拜年时的拱手作揖、相互问候时的吉祥语等等,都能说明两者均具有“辞旧迎新”的特征。
孟令法认为,相较而言,除夕的“辞旧”属性凸显,正月初一的习俗更倾向于“迎新”。
在他看来,庆贺新春佳节是中国传承数千年的重要活动,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做好工作,更好地维系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功能。(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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